提到今年的香港電影金像獎，確實可以用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」來形容。最令公眾熱議的，莫過於提名名單中突然「被消失」的四部電影，包括由金馬影后范冰冰主演的《地母》、黃秋生參演的《不赦之罪》與《今天應該很高興》，以及游學修主演的《送院途中》。這四部作品悉數被取消資格，而主辦機構「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有限公司」至今未曾解釋原因。即便大會主席爾冬陞在公佈提名當日受訪，亦未正面回應消失的具體理由，僅表示無法想到一個令各方滿意的說法，隨後引用《金剛經》中的「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」作結，顯得欲言又止，背後原因耐人尋味。

本屆金像獎另一處顯著的「閹割」，是無預警地取消了「最佳亞洲華語電影」獎項。該獎項過去兩年分別由台灣電影《周處除三害》與《老狐狸》奪得，如今突然停頒，難道金像獎的國際視野正被日趨收窄？此外，去年上映的港產片僅有30餘部，票房表現慘淡，全年最高票房的港產片竟是僅收1400萬港元的動畫電影《世外》，反映出港產片對觀眾的吸引力已大不如前。

近年每逢談及香港電影，心情總是沉重。這十年間，「香港電影已死」的論調不絕於耳，卻似乎總在垂死掙扎中見到轉機。然而，觀察2025年的上映片數與票房收入，情況似乎已到了危殆的邊緣。過去所謂的「電影已死」，主因是荷里活大片的衝擊或盜版猖獗；但今日我們面對的並非外敵，而是源自本土的萎縮與內傷。

回顧八、九十年代，香港被譽為「東方荷里活」，當時的導演一心鑽研如何把故事拍得精彩，令全球觀眾擊節讚賞。那時的香港電影是一種強勢的文化輸出，東南亞各國乃至全世界都是我們的外銷市場。然而近二十年來，隨著韓國與泰國電影崛起，對方的製作水平已追平甚至超越我們。雖然偶爾會出現如《九龍城寨·圍城》般在日本等地大受歡迎的佳作，但單憑零星的奇蹟，並不足以支撐整個香港電影工業。

在東南亞市場萎縮的轉型期，許多投資者與大導演選擇北上發展「合拍片」。但為了迎合內地市場的審查，題材處處受限：鬼片不能真的有鬼、警察不能是反派、結局必須邪不勝正。這些矯枉過正的規矩，令合拍片失去了昔日港產片「盡皆過火，盡皆癲狂」的神采與趣味。在這種自我閹割下，電影變得圓滑平庸，缺乏火氣。最令人無奈的是，現今連合拍片也已不再是穩賺不賠的投資。

此外，全球電影市場因串流平台崛起而整體萎縮，這是時代的共業。隨著 Netflix、Disney+ 的普及，大眾的娛樂習慣徹底改變，疫情後進入戲院不再是必然選擇。連荷里活大片回本都日益艱難，香港作為微型市場，面對全球性的票房跌勢，處境更是雪上加霜。問題的核心在於：別國的下跌源於題材疲勞，而香港的下跌，是因為我們對於「想拍什麼」與「如何拍攝」的自由正受到愈來愈多的限制。

若說市場萎縮是皮外傷，政治干預便是嚴重的「內傷」。近年修訂的《電影檢查條例》將「國家安全」納入審查準則，使創作環境變得壓抑。以前視為理所當然的「創作自由」，如今往往需要法律顧問審核。更令人心寒的是，業界確實存在「不聽話黑名單」，部分曾表達政治立場的從業者被邊緣化，無論才華多高，投資者皆因擔憂電影無法上映而不敢錄用。這種「連坐法」令優秀人才變相失業或被迫外流。

當政見成為打壓工具，從業者的首要任務不再是拍好電影，而是「避免踩線」。即便大部分電影人仍有骨氣，不願拍諂媚表忠的樣板戲，但為了對投資者交代，創作時避重就輕已成主流。最可悲的是，當寒蟬效應形成，政權甚至無需親自動手，電影人的「自我審查」便會日益嚴重，恐懼的陰影籠罩著整個行業。

受市場萎縮、創作干預與自我審查的多重打擊，香港電影不再百花齊放，正由多元走向單一乏味。具備香港特色且純粹娛樂的作品正逐漸消失，當港產片失去吸引力，便更難獲得投資，形成惡性循環。

電影是一個地方的文化縮影。若電影人無法說真心話，作品便會顯得空洞虛假。香港電影昔日的魅力，在於其「雜種文化」的獨特生命力——既是中西合璧的國際都會，又兼具本土真實與敢言的精神。當政治因素成為最大阻力，導致眾人噤若寒蟬，我們失去的不僅是票房，更是香港的「文化話語權」。

儘管環境惡劣，我們仍有一群充滿熱血的電影人。近年一些票房奇蹟，如《飯戲攻心》、《正義迴廊》、《破地獄》、《尋秦記》等，證明了只要故事動人、具備情懷，香港人依然會支持本土作品。電影人的責任在於勇氣，在紅線邊緣尋找空間，以隱喻、情感或更高的藝術手法記錄時代。電影的本質是人的故事，只要香港還有人、還有故事，香港電影就不應消失。

創作自由是電影的呼吸。失去呼吸，電影便會真正死亡。希望有朝一日，我們無需再擔心黑名單與自我審查，能在自己的土地上，再次拍出令世界驚艷的港產片。